“聊聊就行，不必当真”：为什么学术理论不受政客待见？
作者 | 拙棘
本号原创
时常可以听到“有些话理论上是对的，但实践上是错的”之类的说法。
这种说法到底什么意思？似乎是说，我们可以接受马克思或海德格尔“在理论上”是正确、高明的，但在实践中我们还是会支持理论上鄙俗的自由主义，这种支持是一个“实践问题”，因此可以无视理论上的困难。但按照粗糙的理论/实践框架，所谓实践是做，理论是思，“支持自由主义”、“在实践中自由主义是对的”本身是一种思考层面的论断，因此依然是理论问题，而不是实践问题。
“有些话理论上是对的，但实践上是错的”，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是说现实中缺乏条件，“理论上对的”在现实中行不通？这种说法当然对，谁都会同意，根本不构成一种有挑战性的主张。这里的问题毋宁在于，这种解释中所谓的理论与实践之别，事实上是想辨明理论思考所预设的是理想条件还是现实条件。只要理论的头脑足够清明，自然不会混淆理论预设的理想条件与实际事务所面临的条件的不同；“在实际条件下如何做”则依然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。
另一种解释是，这里所说的理论已经沦为无法影响实际生活的学院娱乐了：有些话“课堂上说说就行，不必当真”，实践中该怎么做早有答案了。实践中的答案提前划定了反思的界限，与之不符的观点不可能得到认真对待，不可能让它影响生活、指导实践，只能在课堂上“无害地”谈谈，甚或反过来要求课堂成为这种实践主张的传道场所。
这不是理论与实践的两分，这是“理论”的两分，一种是深入人心的、真正指导实践的“理论”；一种是在课堂上、书本中聊的，影响力只存在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之中的，不会“危害”生活的“理论”。
因此，所谓“有些话理论上是对的，但实践上是错的”之类的话体现的不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立，而是在区分哪些是“我们在实践中可以接受的‘理论’”，哪些是“聊聊就行，不必当真的‘理论’”。
为什么“聊聊就行，不必当真”呢？
一种原因是，学术与生活脱节，不再是切身之事。学习、学术越来越成了一种谋生行当，是工具性的，而非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。
许多人的学习不再是为了提升自己，不再是对做一个好人、过一种好生活、塑造一种良善政治秩序的深入体察和反思。学习是被预先限定了目的一个领域，这一目的就是获得学历、证书的认证，从而有资格从事谋生的行当。
从而，学习体现的只是高效达成目标的手段-目的合理性。于是自然不太容易将学习与自己的生活交织起来，不切问而近思，学了马克思，不会将马克思延伸到对“我以后要过的职员生活是否意味着一种异化”这样切身的思考。这种切身思考与考试无关，因此太过“低效”、徒增烦恼。
我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交给了偶像剧、心灵鸡汤、郭敬明，它（她）们塑造了我对什么是理想生活的理解。学习只是为了得到实现梦想的手段，而应该有什么样的梦想却不需要学习来告诉我们。学习并没有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更好的人，而只是武装了原来那个我，使我更有能力去实现原来那些目标。因此这种人根本不会认真对待课堂上、书本上的知识，不会让它与自己的生活、实践发生真正的关系。
许多严肃的思考者也时常诉诸这种错漏百出的“理论与实践”的区分。这种思考者在进行理论工作时不够冷酷、不够癫狂，于是缺乏深入反思的能力，往往被某时某地的某些政治正确限制住了，在情感上就不可能认真对待“反动观点”。
于是，在他们的实践中、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知识——例如马克思是错的，罗尔斯是对的之类的观点——并没有在学术探讨中得到反思，这些我们深切认同的观念被视作不言自明、肯定对的，是前反思并且拒绝反思的，因为据说支持这种观念是一个“实践问题”，跟理论无关。这种太过善良的思考者甚至会要求理论成为他的前反思的“好人观点”的宣传手段。
苏格拉底说，“而假如有人把他从洞穴中带出来，走到阳光下面，他将会因为光线的刺激而觉得眼前金星乱蹦，以至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就会恨那个把他带到阳光之下的人， 认为这人使他看不见真实事物，而且给他带来了痛苦。”
反思的彻底性和切身性是哲学的特征。哲学从常识开始，但不止步于常识，而往往破坏常识带给人们的安全感、破坏稳定的意义框架、破坏世界的可理解性。因此哲学是危险的，是需要勇气和能力来对付的。如果不喜欢哲学的这种特点，而喜欢宣扬自己的老好人观点，那不如换个工作，比如微博救国、找个什么教信信。或者用心灵鸡汤来逃避严肃的思考，让心灵鸡汤给自己提供一个积极向上明确稳固的意义框架，好觉得自己活得特明白特向上。
当然哲学同时也是在寻求更安全的安全感，更稳固的意义框架，更可靠的可理解性。好学深思者秉持智性的敏锐与真诚，发现了并愿意认真面对常识中显现出来的问题，因此从常识起步，进入哲学思考，试图在阳光下看清事物的真实面目。
另外，这种现象事实上也在启示我们理论/实践二分框架的问题所在。
按着自然科学的样子，在人文社科领域搞“理论”，提出一套规律性、体系性的知识，这类知识事实上很难“指导实践”。实践中的许多智慧不可能是系统性、规律性的，因此难以被概念化，更别说体系化、理论化了。
因此我们往往用“凭感觉”、“靠判断”、“感悟”、“默会”这类含糊的说法来描述政治家、军事家的决断过程。政治家应该读小说、读历史、读传记，以培养“感觉”。读成经济学博士大概很难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了。在许多人类事务中，恰如其分的模糊比条理清晰的曲解更能把握住现实的逻辑。
现代人文社科由于理论雄心太大，太想学自然科学的样，事实上在实践中反而没什么用，反而使实践成了一个不受知识指导（因为没有适用的知识形态存在）的纯决断领域。
于是许多人文社科研究沦为了政治决策的修饰，政客们对于该怎么做早就拿定主意了，根本不需要学院中纸上谈兵的“理论”来“指导”他们，他们要的只是学院中的“理论”来为他们的决策做一个有着中立、学术外观的辩护而已。而如果真的按现代政治哲学、社会科学的高妙设计去改造社会，结果当然也不会好，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。
回到前面说的“有些话理论上是对的，但实践上是错的”这种说法。这种说法正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：现有的理论形态没有真正抓住实践的逻辑，于是人们在面对实践问题时有一套真正指导自己行为的、难以“理论化”的“理论”，在课堂上则另有一套不可能在实践中认真对待的理论。
就此而言，亚里士多德对理论之知（episteme）和实践之知（phronesis）的区分依然是十分重要和富有启发性的。在现代的理论/实践二分框架中，虽然”理论指导实践“的废话满天飞，但除了理论-技术-生产这种经济活动中的理论实践结合融洽外，人事领域的实践知识反而消失了，实践于是越来越成为缺乏反思的、决断性的、个人偏好引导的行动。